2016-04-09 一心

內湖發生殺童案之後，「傷痛過來人」蕭奕辰在臉書上 連續發表了幾篇跟死刑、犯罪、教育、精神困擾有關的貼文，被網友大量轉貼，因為他曾經是受害者家屬，具有法律背景，並曾被診斷有臨床憂鬱跟高度自殺傾向，他的經歷揉合出了他的獨特視角。這一集基進政治Bar 就邀請他現身說法。

他曾經是常考第一名的資優生，直到國三那年，一位親近的家人因為別人的債務，而遭黑道凌虐並殺害，從此，他陷入了長期的精神困擾，至今都還必須服藥控制。

在悲劇發生之前，他其實已看到討債集團一次次加壓的跡象（黑道有先警告，然後逐次增加強度），到處求救，但師長、朋友、轄區警方都不受理他說的話，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事情發生。從此以後，他說自己「再也沒有正常過了」。他開始每天哭，哭到昏，醒來繼續哭，不想去上學，然後，併發「思覺失調症，幻聽」，持續多年，有個聲音一直在耳邊說「救我！」，有時候他上課上到一半，太難受了，就會跑出教室到外面去哭。

情緒的打擊加上抗憂鬱藥、鎮定劑、安眠藥的副作用，讓他再也無法好好讀書，看書看到一半就會出神，開始胡思亂想，等到回神過來，已經是半小時後，接著，又會對那浪費的半小時而懊悔，然後再浪費時間在懊悔上，就這樣無盡循環。

悲傷的另外一面，是仇恨。他非常非常憎恨殺了家人的兇手，因為，那位家人根本就不是欠錢的人，冤有頭債有主，他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要殺害無辜的人，同時，他也恨那些不肯相信他的人，那段求助無門的經歷，直到今天，都還讓他做噩夢。

悲傷加仇恨，使他成為一個失能的人，不只是精神上的，連肉身都快要承受不住，他驚覺再這樣下去，毀滅的是他自己，他告訴自己，一定要暫時放下仇恨，並且逼自己振作起來。

原本考上的公立高中，當然，念不下去了，他辦了退學，改去上高職的夜校，在那裡的生活，挑戰了他原本的價值觀。

過去，他是這個教育體制中的勝利組，來到夜校後，他發現，原來台灣的教育，是一個用「分數」來「篩選（排除）」的過程，被篩除掉的，進入了職校體系，而連職校也有分等級，某些學校，就像他上的這一間，是用來承接那些被篩除到最後的學生。這些人，早就放棄用「分數」來證明自己，而改以其他的方式，例如賺錢，爬到別人頭上，相挺的義氣…，來讓人「看得起」。

從跟他們的相處中，他發現，這些早早就要為自己、甚至全家的生計負責的同學們，學習能力可能比他還要強，只是，這個教育體系完全不認可除了分數以外的才華。如果他跟這些同學交換父母、交換家庭，那麼，從小考第一名的，就是他們了。

他的這段話使我想起，在哈佛大學的某一堂正義課程中，桑德爾帶領學生們討論什麼是公平的起點？（What’s a fair start? ），他引用了一項針對美國146所知名大學的的調查：如果把家庭經濟狀況劃分成4個等級，只有3%的學生來自於最低的那個等級，而超過70%來自於最高的那個等級。也就是說，在知名學府讀書的光環，有絕大部分取決於出生在什麼家庭的運氣。在座，有位學生反駁說，好的學習態度和努力的特質，並不能說是運氣，桑德爾說，姑且不論家庭社經地位、種族等等背景，有心理學研究指出，出生順序會影響敬業態度，他當場就請在家中排行老大的同學舉手，結果，現場有大概八成的人舉手，連桑德爾本人都是家中老大。也就是說，連「用功、敬業」等態度，都會受先天條件影響，不能說純粹是自己造就的。精神上最艱難的那段歲月，是在這群同學們的陪伴下挺過來的。不過，在心底他深知，離開了學校，他還有個家可以回，他的父母都是老師，有退休俸，經濟上可以負擔他長期看精神科的費用，而他的那些同學們呢，可能從爺爺奶奶那一代就是這個體制下最底層的弱勢了，甚至，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他們沒有一個充滿愛的家在等著他們回去。

回到蕭奕辰的故事，讀高職夜校的經驗，讓他看清楚自己的幸運，也看到，身邊的同學們，如果能去加油站打工，都還算是幸運的，那些處境比較糟的，就只能進入黑社會當打手了，為了賺錢，老大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樣的人，下場不是被抓去關，就是被仇家報復而死，而社會上，又會有多少人為他們惋惜？

這個領悟，讓他陷入掙扎，原來，那些他曾經認定的「壞人」，包括殺害他至親的「兇手」，就是像他身邊的好同學、好朋友那樣的人。整個教育體制，是一個排除經濟弱勢的工具，而這些殺他至親的人，就是制度下的受害者。

奕辰從小就很喜歡問問題，面對至親被殺的痛，就這樣一步步探究，「那些兇手是誰？動機是什麼？」讓他挖掘到了教育的問題，家庭的問題…最後，他看見，問題的源頭在「上面」，在那些「對黑社會（例如白狼）下單的人」、也就是制度的設計者，他們先用制度把這些經濟弱勢者排除、然後再把他們重新吸納進來利用，那些被利用的，雙手沾滿鮮血、被我們的社會定義為犯罪，然而，那些利用他們的，卻站在權勢金字塔的頂端，衣冠楚楚，名利雙收。

他認為，階級與制度，才是問題的根源。於是，他開始關心政治，並決定去學法律，因為，「生活即法律，法律即政治。」

陳奕齊補充說，在台灣讀大學的人那麼多，不是因為台灣人很愛讀書，很愛做研究，而是因為，文憑是少數可以讓階級翻身的渠道。在歐洲許多國家，藍領的薪水跟白領差不多，所以，只有真正對學術研究有興趣的人才會去念，荷蘭1690萬人口，只有14所大學，台灣2300萬人口，就有160餘所大學，等於每14萬人口就有一所大學，密度之高應是全球之冠（對比鄰近的新加坡每125萬人口一所，香港每100萬人口一所，馬來西亞每48萬人口一所）。最諷刺的是，在台灣，念公立大學的都是「好命囝」，念私立大學的都是「歹命囝」，弱勢家庭就算貸款也要讓孩子拿到那紙可能翻轉階級的文憑，要是，台灣藍領、白領的待遇和社會地位差距沒那麼大，要是台灣有更多階級流動的管道，還會有那麼多人要拚死拚活考試讀大學嗎！不處理制度性的階級歧視，一味承襲既有的階級板塊，台灣的教育體系不可能回歸正常。

在訪談的最後，蕭奕辰說，每一則臉書上的留言，他都很認真地看、並且回應，因為，這個社會若要更好，就需要我們願意跨出自己既有的認知，跟立場不同的人溝通。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建立在共同的嚮往，如果只顧著捍衛自己的觀點，聚焦在彼此的差異，那麼，距離一定會越來越遠。即使是面對那些留言罵他、甚至揚言要殺他全家的人，他都會看到共同點──彼此都對這件事感到難過，並且希望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只不過，對手段和過程的理解有所不同而已。

他邀請大家也一起這樣練習────面對跟自己不同的主張或好惡（例如刺青），先暫緩膝關節反射（一個刺激一個反應的慣性衝動），先冷靜下來，思考一下彼此的交集或共同的嚮往，即使真的反彈了也無礙。連結彼此，唯有謙虛貼近、求同存異，從共同出發。

其實，生活在社會脈絡中，人們的行為幾乎就是所處情境的產物，尤其當情境中存在著威權的因素時，人們通常無法保有理性的思考。在努力改善制度的同時，在個人層面，我們真的也需要鍛鍊自身的超然與清明，透過「停」的力道，跳脫從眾心理、血氣衝動、社會情境…對我們的控制。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有朝一日，角色對調，情境改變，我也可能是那個犯下罪行的人。所以，切莫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自以為義。

花亦芬教授文章《納粹時期女性集中營生還者、法國人類學家潔曼‧緹昂（Germaine Tillion） 》提到，早年，在處理納粹歷史時，緹昂堅持強調法國人的反抗精神，並且喜歡說「他們做了那種勾當」、「我們打死也做不出那種事」，後來，她不斷修正自己的看法，逐漸同意《奧許維茨集中營》受難的意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的看法：人能不能過道德的生活，與民族性無關，但與所生存的政治、社會體制環境息息相關。

“You who live safe
In your warm houses, 
You who find warm food
And friendly faces when you return home. 
Consider if this is a man
Who works in mud, 
Who knows no peace, 
Who fights for a crust of bread, 
Who dies by a yes or no.
Consider if this is a woman
Without hair, without name,
Without the strength to remember,
Empty are her eyes, cold her womb,
Like a frog in winter. 
Never forget that this has happened.
Remember these words.
Engrave them in your hearts, 
When at home or in the street, 
When lying down, when getting up. 
Repeat them to your children.
Or may your houses be destroyed, 
May illness strike you down, 
May your offspring turn their faces from you.” 
― Primo Levi, Survival in Auschwi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