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22 一心

這次《黃國昌罷免案》，讓我們看到，台灣的宗教是被政治利用的，不論是基督教、儒教、佛教、道教，大部分都跟專制勢力結盟，對兩性婚姻沒信心，就找同性婚姻當敵人，這真的很可惜。宗教的初衷，是為社會指引出一條最能夠榮耀人性的路，但因為台灣大部分的宗教長期以來閉門造車，並沒有要跟普世價值對話，對教義的解讀就只能訴諸不思考的盲從，販賣精神鴉片給受苦的大眾。

太多宗教徒說一套做一套，滿嘴慈悲，卻不尊重別人做自己，甚至以愛之名行控制之實。就像今年各自祭出如來、觀音符碼的《大佛普拉斯》和《血觀音》兩部影片，所諷刺的社會現象。

誡律明明是為了減少煩惱、為了解套，卻變來套自己、套別人，用「勸善」包裝，互相綁架，祭出「非此不善」，檢查誰沒有心甘情願。這問題當然也不只是發生在台灣的宗教，基督徒的安息日也有可能一點都不安息，說要愛人如己，卻視不同信仰者非我族類；猶太教徒的贖罪日，不反省自己，卻去監督別人，宗教徒化身宗教警察等在路上，用石頭砸那些不遵守「誡律」開車上路的人。

一定要先懂「人權」，才有資格談宗教談靈魂。唯有奠基在人權基礎上，人們才有基本的自由平等，才可能不迷信，不迷信才可能講宗教，講宗教才能講靈魂，講靈魂才能夠對今天的人類社會做出貢獻。

有人問婚姻是基本人權嗎？人與人的自由結合是人權，婚姻是對人與人生活自由結合的法律保障，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婚姻，但有婚姻的人可能可以依法要求某種保障。就像受教育、參與政治、擁有文化生活，這些都是國際人權兩公約中所列出的基本人權。只要是人權，就不能透過多數決來定是非，就必須受到保障。就像兩位同性伴侶的結合，並不會損害其他人的權益，就像你的小孩大學要念什麼科系，長大後要跟誰結婚，不可能由整個家族投票決定。

西方雖然經過啟蒙運動，但也要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人權的觀念才漸漸明朗。東方社會，到現在還在追趕。然而，西方文明今天也遇到了瓶頸，所以美國才會出現社會遲遲不前的「川普反彈」，這時候，東方可以為西方提供什麼啟示嗎？

西方社會曾在1960年代掀起了向東方宗教取經的熱潮，正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和隨之而來的冷戰，讓西方人看到自身精神和思想文明的不足，然而，因為東方宗教缺乏與時俱進的入世經驗（以出家人為主體，不是在實際生活和關係中修行），又不會與普世價值對話，所以，被動式地傳到了西方社會，只剩下半套，比如說「正念」被從四諦八正道抽離出來，變成一種對治躁鬱症的注意力訓練。

四諦八正道必須用普世價值的語言重新詮釋，全方位的、不只是半套，才可能落實在生活中，在學校、在公司機關、在所有關係中，而不只是雲端遐思。

東方需要向西方學習，西方也需要向東方學習，運用對方的語言來重新詮釋自己的東西，我們才能夠照見自己，取長補短，看到彼此身上真正可貴的東西，為人類的未來找尋出路。

比如說，八正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的「正」，通常由梵文samyak（巴利文sammā）翻譯成英文的rightful，但不論是「正」或rightful，很容易落入論斷是非對錯的兩邊，做出是非曲直的詮釋，流於偽善，無法精準地傳達這個字原本的核心精神。如果是用「榮耀／honorable」，反而比較貼切。

榮耀，一定是榮耀人靈魂的崇高：我的所說所想所做，有榮耀人性嗎？我謀生的方式，我跟這個世間資源的交換，能夠幫助人類社會永續地繁榮興盛嗎？在關係中，如何能夠做到父母以孩子為榮、孩子也以父母為榮呢？

當我說：I’m so proud of you! 那是什麼意思？讓我們把榮耀的內涵講清楚。

四諦對人類痛苦的成因與解方，是否能夠補足西方宗教哲學心理學社會科學所提出的見解？

世上最大的問題來自於我的身分認同（identity），所以佛陀提出了無我（not-identifying），在美國社會因為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而撕裂對立的當下，「無我」能夠幫助解套嗎？如果說保有自我身分、有主體性是「魂」，超越身分的共同嚮往是「靈」，在保有自我身分、有主體性的同時，能否找到超越身分的共同嚮往？

認同政治的初衷，是為了保有主體性，允許每個人做最真的自己，讓每個人有平等的做自己的空間和機會，但發展到今天，已經失焦，變成在爭取特權、而不是爭取平等了，甚至，認同政治演變出的政治正確，壓縮了言論自由的空間，只要是「弱勢者」發出的聲音，彷彿就立刻擁有道德的優越性，不容批評與質疑。

比如說，當性侵的被害人是弱勢，嫌疑人馬上就被「有罪推定」、被公開偵查，連起訴、調查、證據都不充分的情況下，被媒體大肆報導。當我們聚焦在受害者敘事，處理個別的傷痛，誰來關心公共利益、面對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問題？媒體公器，應該這樣使用嗎？私領域和公領域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是社交媒體興起後，民主社會面臨的一大挑戰，我們花太多精力去討論私領域的問題，而太少精力去持續關注公領域的問題。

在台灣受教育，我們對於身分認同（identity）很陌生，或者說，我們對於什麼是有主體性的「魂」很陌生。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都沒有鼓勵認識自己，探索自己，輕忽差異和多樣性，只是規格化地被要求去符合這個社會統一的期待，不知道人有選擇身分認同的自由。但當強調身分認同的後，我們似乎又把握不住超越身分認同的共同精神信仰。

自從解嚴以來，台灣社會一下子開始強調族群政治，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我是客家人，我是原住民…，一句什麼是「台灣話」都可以爭執得難分難解。但現在「身分認同」更是幾乎與「受害者」或某種「利益團體」同義，一種「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邏輯（the personal-is-political logic），例如黑人、移民工、原住民、同性戀等，對不認同的人容易生出對立或自以為是的敵意（a self-righteous hostility），例如要求同工同酬的女權主義者會不會和強調「性別差異」衝突，原住民「傳統領域」會不會和「不分種族的平等」衝突？似乎人們追求的不再是法律之前人人一樣自由獨立平等的人權？不再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是某特定族群因其身分地位特殊得有特惠的差別待遇？

認同政治需要透過普世價值解套，普世價值需要透過榮耀彼此分享喜樂的靈魂淬礪，我們都是人，不分性別、種族、語言、宗教、出身、…，都有一樣自由獨立平等的人權。找到了共同的價值，比如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個社會才能以此共存共榮。只講「魂」、不講「靈」，不同「身分認同」的族群都會退縮到各自的安全陣頭之內，致力於人們團結和普世性理想政治的人，將發現他們的公共領域被切割得零零碎碎了。

要讓東方的解脫跟西方的自由對話，讓解脫不只是不被自己的恐懼和慣性所束縛，也是在關係中幫助彼此解脫對關係不實的想像和期待，更是在制度上幫助所有人的幸福流動。如果沒有民主法治，沒有保障人權的制度，在叢林法則下，人與人必須互相輾壓爭奪生存的資源，慈悲喜捨能夠開展的程度，就極為限縮了。

台灣從小到大的教育，沒有在教什麼是「自由」，我們從來沒有懂為什麼西方人會說「不自由，毋寧死」，甚至說台灣人太自由了。其實所謂的太自由是沒有法治、不懂尊重個人主體性，都是因襲黨國裙帶關係的人治網絡，靠關係、靠攀附權勢、瞞上欺下，這不是自由，也看不到尊嚴。這種結構性的扭曲是從君主專制變身做黨國體制生成的，到今天還是影響著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公共資源被少數人壟斷，資訊不透明，資金流入房地產炒作，權責不對等，討好選民的政治操作…。

宗教一定要能夠回應人類社會的各種問題，不然就會被淘汰。比如說，現在有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獨居和孤獨的問題，這可以透過「非血親的三代同一社區」來解決，這已經是大勢所趨了，而宗教可以幫助人類超越對血緣的執迷。

另外，宗教必須回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關鍵在怎麼區別什麼是公共資源，什麼樣的資源不能私有（例如水源地、生態水土保護區、海岸線），什麼樣的資源必需限制私有（例如土地、房屋）。太多資源私有，一定形成先天不可克服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