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17一賢

讀蔡佑駿的《台灣的虛偽文化 》與范疇的《缺乏創新力的華人社會：充滿「恩情」的道德制約，結果誰都沒有做自己 》，兩篇文章講的都是台灣文化和華人社會通病，一個說虛偽的鄉愿文化，讓整個社會沉淪；另一個說是恩情的道德制約，讓人無法做自己。

「什麼人種，到了美國都可能爆發出顛覆世界的創新，都可能得諾貝爾獎。這證明了，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才是創新的平台。」

「回到一個尷尬問題：華人世界中，為什麼難以出現顛覆性的創新？那種改變世界格局，轉化人類生活方式的創新？」

「華人社會中的『恩情結構』，本質上就是一種『創新殺手』；因為，在環環相扣的恩情氛圍內，難以培養出個性，更不用談創新的爆發力。」

「這是一個道德義務制約下的『恩恩相報』依賴性循環。這循環可以產生社會凝聚力，但難以產生創新力所必須的個性，除非一個人背叛傳統倫理。」

道德不應該是一種制約，不應該受外在街談巷議黨同伐異排擠效應的束縛，道德應該是一種美感品味的選擇，就像要不要與菸酒為伍，是一種選擇，只要不酒駕、不在公共場合抽煙，都可以接受，就像要不要熬夜、作息不正常，就像要不要結婚生小孩，就像要不要關注公平正義，就像飲食要不要高膽固醇、高糖、重鹹重口味，別人管不了。

道德義務制約下的恩恩相報，可能是草木皆兵的互相監控，在眾口鑠金的傳統倫理制約下，有幾個人真的感念父母恩情而真心孝順父母兄友弟恭？大多數華人社會其實比較接近類似日本人「村八分」的同儕壓力，怕被社會上的人所排擠、怕無法被同儕認受。更糟糕的還有結婚是為父母「娶媳婦」，不是為自己嚮往的愛情，結婚如果是兩個家族的事，如果不是兩個人的事，那婚姻不就要對兩個家族負責？

更變相的竟然還在流傳24孝，說南北朝時代有一位孝子姓庾名黔婁的，爸爸得了重病，聽地方赤腳仙說「假如病人的糞是苦的，那就還有救；假如是甜的，那就沒治了。」於是庾黔婁每天嚐父親的糞便，嚐到苦的，就喜上眉稍，嚐到甜的，就淚流滿面，跪拜北斗星，求老天折自己壽命給父親。

還說東漢時期，有一位孝子姓郭名巨，家裡窮，糧食不夠他媽媽跟他小兒子吃，他就想把小兒子活埋。這樣冷血變態的故事被傳頌成孝道！

除了孝道，還有人在提倡《弟子規》，講什麼「號泣隨，撻無怨」，漠視未成年人的權利，講什麼父母親「喪三年，常悲咽」，悲咽不悲咽是個人自然，也可能是病態，值得規範嗎？守喪三年，對世間有什麼功德？迂腐至極。

從小勉強每個人要做符合「道德正確」的君子，卻不懂要真正要面對的是自己的最真，沒有先能夠做最真的自己，就急著做別人眼中的最好，曲意逢迎，這才是台灣社會和華人文化的最大問題。從小被要求做君子，不知道要做自己的最真，當做不到最好的時候，只好虛矯應付，做一個表裡不一的偽君子了。

在政壇上號稱異類的柯文哲，他就是不怕同儕的指責，寧願做自己的最真，即使說錯話，做錯事，也不怕別人指指點點，承認說錯話，先接受自己的最真，然後做自己的最好。所以柯P成為當今台灣政壇的典範。

歸根究底是這個黨國教育和殖民文化的惡質，要公民當臣民，要我們把政府當成國家去愛，不會思辨、不敢反叛，讓我們失真，找不到自己的靈魂，台灣人因此不認識自己的最真，也失去了做自己的最好與最自然。